现在民间流行一个说法，说律师是为坏人辩护。
于是很多律师与学者就纷纷论证，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辩护，有的则讲律师不是为坏人的“坏”辩护，而是为坏人的“人”辩护。这些学者与律师的说法，其实是肯定了一个前提，那就是律师确实是为坏人辩护，只是论证了律师为坏人辩护具有正当性而已。
一、律师是为坏人辩护的观点有害且危险
讲律师是为坏人辩护，本质上是将司法领域的问题道德化。律师是为坏人辩护，这种将法律问题道德化的观点非常有害，而且非常危险。
首先，律师是为坏人辩护的观点，为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提供了正当性理由。按照该观点，一个公民只要进入刑事程序，成为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，就是坏人。既然这些人是坏人，那就是善良的人民大众的对立面。这些坏人如果在被立案侦查后还不老实，不说实话，为了广大善良人民的利益，以殴打、虐待、威胁、欺骗等各种方法让坏人讲实话，就获得了道德上的正当性。刑讯逼供、虐待嫌犯的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，将被追诉者视为异类与坏人，是其深层原因。
其次，律师是为坏人辩护的观点，会动摇刑事审判制度的根基。既然被立案侦查的人是坏人，那么在法院判决其有罪之前，通过电视媒体让其公开认罪，也就顺理成章，这就给各种未审先判行为提供了理由。如此，以无罪推定为核心原则的现代刑事审判制度就被彻底架空。
第三，律师是为坏人辩护的观点，可能给刑事辩护制度乃至整个司法制度带来毁灭性冲击。既然被立案侦查的人是坏人，是人民的对立面，律师辩护是为坏人说话，那自然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为坏人说话的辩护制度，也不是好的制度，就应当予以取消。既然不需要律师辩护，自然也不需要公诉人在法庭上指控犯罪，那直接定罪判刑就行。既然直接定判刑就行，那还需要法院与专业的法官干什么？这种现象历史上曾经出现过。
细思起来，律师是为坏人辩护的观点，其危害令人不寒而栗。
二、律师是为坏人辩护的观点明显错误
首先，律师是为坏人辩护的观点，混淆了德道概念与法律概念。在刑事诉讼过程中，根据诉讼阶段的不同，只存在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区分，不存在好人与坏人的划分。
其次，刑事辩护过程中，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是否有罪还未最终确定。刑事辩护发生在侦查、审查起诉与审判阶段，此时法院的生效判决尚未作出，不能确定辩护的对象是否有罪。
第三，在刑事诉讼过程中，有30%左右的被追诉者最终是作无罪处理的。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刑事案件中，决定不起诉57.8万人，不起诉率为25.5%。同时，再加上侦查阶段公安机关撤案的案件以及法院判决无罪的案件，有30%左右的案件最终是作无罪处理的。既然有30%左右的案件是无罪的，那么即使以是否最终确定有罪作为区分好人与坏人的标准，也不能一般性地讲律师是为坏人辩护。
第四，大部分刑事案件是行政犯，与道德无关。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案件中，排名第一罪名的是危险驾驶罪，占比22%，排名第三罪名的是帮信罪，占比8%。这两种犯罪都是行政犯，与道德无关，随着刑法的不断修改，我国现在多数刑事案件都是行政犯，对于这些以违反行政法为前提的行政犯，我们能认为他们道德上有问题，是坏人吗？
第五，即使是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的案件，好些最后发现是错案。这些案件要么亡者归来，要么是真凶再现，法院当时判决时把人头弄错了，人根本就不是所谓的杀人犯杀的。因此，即使是被最终定罪的重刑犯，就一定没有被错判的，就都是坏人吗？更何况，有些杀人者，是被欺负或者虐待后激愤杀人，对这些人能评价为道德上的坏人吗？
可见，律师是为坏人辩护的观点，混淆了法律概念与道德概念；即使根据道德标准来判断，该观点也不符合刑事司法现实，根本不能成立。
三、律师是为人的自由与尊严而辩护
透过有色眼镜看待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人常常会讲，这些人如果不做坏事，怎么可能会被抓？
从媒体已经披露的错案来看：货车司机张姓叔侄，因为被害人王某搭过他们的便车，被立案侦查，在刑讯逼供下，一审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张辉死刑，张高平无期徒刑，二审改判张辉死缓，张高平有期徒刑十五年；民警杜培武因为是被害者王晓湘的丈夫而被立案侦查，遭遇刑讯逼供后，一审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，二审改判死缓；毛纺厂职工呼格吉勒图因为看到了被害者杨某某死在厕所，跑到附近的治安岗亭报警后被立案侦查，后遭遇刑讯逼供，被法院以故意杀人罪、流氓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，后被执行枪决。
由此可见，任何守法的公民都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被卷入刑事案件，成为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，甚至被认定为杀人犯、强奸犯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，律师并非为坏人辩护，而是为公民的自由与尊严而辩护，获得律师辩护是每个公民保护自己基本权利的有力法律武器。
最后希望大家，尤其是法律人，以后不要再轻易地讲律师是为坏人辩护了，也不要讲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辩护。
